关键是要找准社会可承受能力与不可承受能力之间的度。
从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来看，未来我国省级政府应建立以消费税为主，市县政府应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以行为税、目的税为辅的分级主体税种。合理的方式应该是按家庭收入，扣除家庭的赡养负担等基本支出之后再计税。
面对自上而下不断累加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靠大搞土地财政和增加收费项目，来填补缺口，偏离了现代公共财政的发展轨道。对此，你怎么看？ 田国强： 这里，你提到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四个基本要素：事权、财权、支出责任、财力。这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有关。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不仅仅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部门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治理体系的全局问题。并且，一直以来，我国单纯依靠政令、政策来实施政府间的各项权责，也缺乏稳定性、规范性，迫切需要用法律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并建立相关监督机制和法律程序，为制定纵向的权责清单提供法律依据而不仅仅是上下级工作意义上的划分。
应该考虑给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 《21世纪》：三中全会《决定》在财政体制改革基本方向中，提到要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财税体制不能发挥了政府的积极性，却打压了市场和个人的积极性。（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 来源:上海证券报 进入专题： 新常态 稳增长 。
很明显，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总需求增长的度，可以从经济的实体面和金融面两个角度来考察。在新常态下，为实现社会目标的可接受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这为稳增长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能够通过更灵活的微观机制和审慎稳健的宏观政策组合，实现有质量、有效率的稳健经济增长。中国能否培育出适合大众创新的土壤，是中国能否在新技术革新的潮流中继续充当增长领跑者并提高中国经济活力的关键。
从社会发展目标来说，适度经济增长率应当符合中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这是新常态下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可容忍的最低限。旧常态无论是保增长还是抑制过热，政策决策忽略了就业指标，可能与中国失业统计的不健全有关。
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完善和改革原有体制机制，释放被旧的体制机制压抑的供给能力。我们认为，政策决策中，就业权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也能够避免过多地关注物质化的GDP，让宏观政策多了一些人文关怀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这意味着，实现两个一百年社会目标的可接受增长下限，明显低于当前政府7%-8%的增长目标区间，也明显低于国内大多数学者所估算的7%左右潜在增长率。
在某些领域，超经济权力的垄断甚至腐败构成了市场化的大敌，使一些资源并不是基于市场化的效率优先原则而流动的，降低了资源应有的产品供给能力。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绝不是某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措施的组合。若2014年至2049年，中国年均增长率能够达到5%，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能够达到39000余美元。在此增长水平上，不会有太多非意愿失业，也不会有设备过剩，资本与资源均能得到充分利用。
在新常态下，为实现社会目标的可接受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这为稳增长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能够通过更灵活的微观机制和审慎稳健的宏观政策组合，实现有质量、有效率的稳健经济增长。政策的松，看增长，乃至政府在政策松紧之间变换时，会强调防通胀或保增长的不同政策目标。
不健全的失业统计，使得中国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性颇有些不可思议：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呈明显的波动性，但失业率变化甚微。总供给面的稳增长，着重于稳定和改善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
在金融面，货币供应量或广义信贷（包括银行信贷、债券发行、信托等等）是总需求的量的集中体现。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较大的经济波动，无疑都与之前几年里政府过于雄心勃勃但脱离潜在增长率约束的增长目标有关。潜在增长率与政府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可接受的增长率下限之间，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脱离经济与自然规律约束的短期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大起大落是常见之事。其中，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尽管如此，没有哪个转轨经济体能像中国这样，在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在保证政治上稳定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因为如此，面对实现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旧常态下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政府才对稳增长的政策选择仍然只是微刺激。第三，提高劳动者素质。
当然，税收体系的完善不能简单化为税收的增加或减少。新世纪伊始我们党就提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始终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第一要务。
以此为起点，在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情况下，未来7年中国年均只需实现5.8%的增长率，人均GDP就可达到10000美元。在失业统计不完善的情况下，我认为，就业需求量的变化，可在稳增长的政策决策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无论是张与缩，均与就业无直接关系。 侧重于总供给的供需结合政策 为了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不同侧面入手。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充足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的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金融体系的稳定，乃至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地位的进一步积极变化，都必须仰仗于此。我们认为，政策决策中，就业权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也能够避免过多地关注物质化的GDP，让宏观政策多了一些人文关怀。
可见，政府已把更自由的市场化本身当作 调控的手段之一。从社会发展目标来说，适度经济增长率应当符合中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这是新常态下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可容忍的最低限。
旧常态无论是保增长还是抑制过热，政策决策忽略了就业指标，可能与中国失业统计的不健全有关。与美国相反，尽管中国实现的增长率依然属全球明星，但由于自主创新不足，金融（股票）市场才对中国经济要求了较高的风险溢价。
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总需求面的稳增长，则是通过刺激投资、消费、政府支出或净出口等政策选择，通过需求拉动达到稳增长的目的。
他特别指出：本土创新精神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至于总需求的结构方面，将在新常态政策之‘调结构中再具体阐述。供给面远水难解稳增长的近渴时，就需要更加注重将供给面的改善与需求面的稳住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有了这两条腿，稳定均衡的增长才能迈步向前走。鉴于此，在金融面，稳增长的总需求政策要将广义信贷增长调控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
例如，2002年至2014年上半年各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4.3%之间波动，同期GDP季度增长率在2007年季度一度达到15%，最低的增长率为7.4%，GDP增长率的较大波动性与登记失业率的稳定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或者说，经济增长率出现50%的大幅度下降并没有伴随失业率的下降。这告诉我们，新常态下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应当机会主义地在防通胀与保增长之间跳来跳去，政策决策的依据应给予就业市场足够的重视。
国内外正反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性，过度依赖于此，会威胁到金融与财政的稳健性。质言之，即便短期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为实现既定的宏伟社会目标，仍具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但是，增长速度换挡并不是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也不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危机论或政府捅破泡沫论，更不是像国外某些媒体那样抱着唯恐中国经济不乱的心态所鼓吹的崩溃论。虽然市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市场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机制。